樊登读书会新闻

环球时报专访樊登,“听书”阅读不算投机取巧


    也许是出于做读书节目的职业敏感,坐在《环球时报》记者对面的樊登,瞬间看到了我压在胳膊下面、准备采访结束后送给他的书,并歪着头准确地读出了书的名字。

    2013年起,这名国际大专辩论赛冠军、前央视主持人、MBA讲师,变身“樊登读书会”的发起人。将书籍内容加以提炼,由一个学识渊博、口才过人的中年男人讲述出来,这样的免费音频栏目遍地开花。但能把它做成一门拥有380多万付费会员、年收入过亿生意的,目前或许只有“樊登读书会”这一家。这一被称为“国内最大知识付费社群”的互联网公司靠线下渠道的快速扩张,踏上了内容商业化的征途。

    同时,也有人不理解甚至质疑这种“碎片化”的阅读模式。“有人说我们是碎片化学习,我特别反对。”樊登对《环球时报》记者说,“我们读一本书是50分钟,是一节课的时间。我们相当于一所学校,是380多万人一起上的、中国最大的夜校。”

    知识付费

    环球时报:很多互联网内容公司在尝试知识付费,但并不容易做到,你认为门槛是什么?

    樊登:很多人把我们称为知识付费,其实本质上我们做的是教育。

    这个行业非常难做,它对内容的要求非常高。一个老师讲课好根本不够,最多是听众不退费,但发展不起来。一定要讲到让听众有冲击力,马上把老公拽过来听,再给公公婆婆每人办张卡,这才是知识付费真正的门槛。

    我们做的是教育,不是产业。二者的本质区别是,产业需要迎合,教育需要改变。大部分受众很懒惰,因为人脑有一个习惯,就是尽量别让我动脑,你最好告诉我答案,我照着做就行了。

    做产业的目的是迎合消费者。他不想动脑子,你卖简单的东西给他不好吗?他喜欢听心灵鸡汤,你讲点心灵鸡汤,让他舒服不就好了吗?

    教育的目的是改变现状,要跟懒惰对抗。我们的产品没有定位,从8岁到80岁的会员都有。有不识字的大妈,有七八岁的小孩,还有院士、企业家。院士读那么多书,为什么要加入我们?有位院士说,你弥补了我阅读的盲区。

    环球时报:有人质疑,把一本书用50分钟听完,这么做不是投机取巧吗,把受众训练得更不愿意读书了。

    樊登:说这话我觉得有多个角度的错误。

    当年在海德堡发明印刷机后,很多人都不看印刷的书,他们觉得印刷的书没有灵魂,应该看手抄的书,排斥新生事物是社会的惯性。

    教育的目的是改变大脑,只要你学到知识,管它是印刷的书还是手抄的书,管它是听来的还是看来的呢?你在学校上课,听老师讲的东西,难道不是老师把书读完了以后讲给你听的吗?你为什么要听呢?因为你没有学习能力,书放在那你根本读不懂。

    我们所讲的书,共同点或原则就是,内容非常重要但学校里不会讲。比如,亲子沟通、夫妻沟通、领导力、营销、创业等很重要,但学校里不讲。

    目前来说,我们最受欢迎的书,排第一位的是《如何培养孩子的社会能力》,第二位是《亲密关系》,接下来是《刻意练习》《正念的奇迹》等。有几本传统文化的书也非常受欢迎,比如《梁漱溟先生讲孔孟》《王阳明哲学》。

    人跟人的阅读能力不一样,有很多人感觉,听我们讲完后,发觉这本书之前自己白看了。还有,你读书可能收获更多细节,但需要付出更多时间和精力。我能保证的是,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,让你掌握这本书最起码的核心精髓。商业模式

    环球时报:樊登读书会的盈利模式除了订阅费外,还有什么?

    樊登:付费就够了。

    传统的互联网模式我认为是非常糟糕的:全免费,大家听,听到几百万人,我再卖你点东西赚钱,没到几百万人就饿死了。钱都花在买流量上,买来的流量转化不了多少有效的东西,大多数内容公司不可能赚到钱。

    我觉得这种模式不行,要从商业的本质出发考虑问题,就是我帮你解决了问题,你应该给我钱。但别人都不收钱,你怎么能卖钱?如果让你从App store里付费下载软件,你肯定不干。

    但如果有一个朋友跟你说,你听说过樊登读书会吗?我听了几本书,挺棒的。就这一句话,一年365元的订阅费你肯定能花。这就要求我们的内容必须靠口碑传播,同时要有专门的销售人员。必须有专人卖,才能卖得动。

    我们完全复制了宝洁公司的代理商制度。还有一个启发我的人是周鸿祎,他是中国互联网公司第一个发展代理商团队的人,3721当年为什么能卖到几个亿,因为他有5000人的代理商团队。所以,我们就做省级代理、市级代理、县级代理。原则上,我们卖任何东西都能卖下去。

    接下来,我们的团队会有特别多的裂变,比如,裂变出少儿版,叫“樊登小读者”;裂变出企业版,叫“一书一课”;最近还计划把书店拿出来裂变,开“樊登书店”,现在开了270家左右,2018年的目标是开1000家,把书店开成便利店的感觉。有很多裂变的项目在后面等着。

    阅读危机

    环球时报:中国目前是世界上人均阅读量最少的国家之一。一个文明古国为什么会陷入阅读危机?你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国人的阅读现状?

    樊登:我认为是教育的问题。

    很多父母都很在意孩子的自律性。自律性来自于自尊水平,一个人如果自尊水平高,觉得自己是知识分子,应该学习,就不会大学毕业后不读书了。

    但我们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孩子的自尊水平,天天对孩子说,你能找到工作就不错了,赶紧考公务员,稳定最重要。让孩子产生危机感。危机感会带来特别大的负面作用,就是只追求安全,变成被动性人格,在生活中干什么都不快乐。

    他为啥不读书?因为读书在他来看并不快乐,我们把读书和考试、受罪联系在一起,这是最可怕的东西。我之前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大学生,不爱读书,我在中央电视台做主持人时处在“半文盲”状态。后来节目停掉了,没什么事可干,我才开始读书。

    一年的时间就读《论语》,孔子真的救了我,读完以后发现读书太重要了。然后用一年读《道德经》,一年读《金刚经》。读完东方的书用西方的书验证,发现道理都一样。我觉得太妙了。养成读书习惯后,你会发现越读越快乐。

    我们的愿景是,帮助中国3亿人养成阅读习惯。对于我们的影响,我没法给出一个客观评价。在我看来,至少我周围的人都改变了。

    环球时报:你在新书《可复制的领导力》中,从管理的角度对孔子、诸葛亮进行了分析。在你看来,中西方管理思维最大的差异是什么?

    樊登:我原来觉得领导力跟普通人没什么关系,但其实领导力跟每个人的生活都有关,包括要管好一个家,需要跟老公处好关系,把孩子带好,管好自己的时间,都需要领导力。

    东方人总是给你一个很高的境界,比如孔夫子说,因材施教,这句话肯定没错,但怎么做到因材施教?更多要凭感觉、靠运气,你得悟。

    西方人很少提这种很高妙、虚幻的东西,他把因材施教拆成情境领导,根据员工的能力和意愿分成四类:能力低意愿低、能力低意愿高、能力高意愿低、能力高意愿高,然后针对不同类型的员工,运用不同的领导力方法,比如指令型、教练型、支持型、授权型。我写这本书,就是希望用西方人的工具达到东方人的境界。

    我认为,东西方文化最本质的区别在于,东方讲究模糊的、关系的、调和的,西方讲究清晰的、工具化的、逻辑的。在西方企业体系里,所有的岗位被模块化,这个人走了,外头找一个嵌进去就好。但到人工智能时代,人们以前的工作可能由机器人替代,而人的工作变成了纯人性化的工作,比如审美、趣味、沟通、喝酒、聊天,这是中国人擅长的东西。那时,东方文化又再次占优了。

    从农业时代到工业时代,再到人工智能的时代,循环往复,你很难说东方好还是西方好,真的是要互相借鉴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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